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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劳动分工受到了北京的积极支持。他们从中看到了进入世界大生产链的机会,同时可以在里面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他们不计较单纯充当经济强国的转包商。与日本相反,人们看到中国人大开国门、广吸外资。这正是邓小平战略的基本精神。美国企业并不是最后一批冲进中国的。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企业曾经在中国灼伤过翅膀。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投入第一笔资金的企业曾遭遇失望。乔·斯塔威尔,一位美国记者,他在自己的《中国梦》一书中常常以令人失望而又略带调侃的笔触,描写了美国那些大老板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全球最大处女市场的长篇史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今,这些梦想才变得越来越实际了。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从麦当劳到家乐福,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要知道,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过去25年中,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1978年,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出口很少,进口也很少。25年之后,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产品遍及世界各地,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2.5%,现在则是22%!法国雇主们正在为未来的命运忧虑,其18万雇员更是惶恐不安,人们甚至不敢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澳大利亚,那里曾有过类似的先例。取消限额的规定于90年代中期就在澳洲生效了,整个行当气息奄奄,廉价商品泛滥。其中有2/3来自中国,在10年时间里增长了两倍。今天,在这个袋鼠之国,卖出去的内裤和T恤中有95%都是“中国制造”。澳门心葡京娱乐场然而,他很快就觉得国内的天地过于狭小。TCL公司于1992年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十年之后,他们已经生产了1,100万台,其中一小半打着飞利浦、汤姆逊、松下等品牌销往国外。这固然是一种经营之道,然而毕竟不能显示自己的声誉。李先生并不打算止步于此,既然日本可以有索尼,韩国有三星,那么就让中国有TCL吧,TCL也要成为世界级玩家。他对此深信不疑。在政府的支持下,从新千年伊始,李东生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收购。2002年,他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电子公司。2003年,他将自己的电视机业务与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融合。由此,他终于成为世界彩电业的第一号人物。2004年,他打入了法国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阿尔卡特,他的目标是:在2007年生产5,000万部移动电话,打进世界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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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利雅得之间匪夷所思的调情是一种信号: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世界石油战争又开始了。两个王国的靠拢并不是无关痛痒的,它已经明确抬出了这场新战争的两大主角:美国和中国。美国一贯视沙特为忠诚的盟友,原谅它的一切。因为沙特的宫殿乃是建筑在全世界最大的油田之上,它是世界头号石油生产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部举足轻重。不过,在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911事件刮起了一阵寒流——美国人怀疑沙特王室有人资助了本·拉登及其朋友。这真是天赐良机,北京毫不迟疑,它一面宣称与美国合作反恐,一面抓紧时机靠近这台全世界最主要的油泵。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从麦当劳到家乐福,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要知道,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过去25年中,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1978年,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出口很少,进口也很少。25年之后,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产品遍及世界各地,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2.5%,现在则是22%!幻想或噩梦,特侓翁以他的乌托邦方式证明,中国的苏醒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英国的工业革命以来,有两台发动机一直在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动力:一个是创新,另一个是新的市场空间的整合。今天,网络和基因工程正在驱动着第一台发动机,而中国(明天还有印度)则使第二台发动机运转起来。这个国家的巨大使人们联想到,现在面临的形势与以往很多方面都不同。它们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法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将是强烈而持久的。澳门心葡京娱乐场面对中国龙的威胁,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其巨大的“后备军”,廉价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传统”产业中(纺织、制衣、制革、玩具等)。90年代初以来,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进入了更加“时髦“的产业(电器、电子、电信、信息等)。其结果是,中国这座“世界加工车间”每年生产了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车,50%的计算机和照相机,35%的移动电话,30%的电视机和空调,25%的洗衣机,这还没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

2004年,法国的卡奥斯地区发生了这样一件新鲜事,在城南的工业园区内,新开了一家工厂——中国工厂,它雇佣了60名工人干活。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与全法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早已习惯了看到他们的工厂纷纷迁往中央帝国,因为那里的工资是那样低廉。于是,卡奥斯的故事自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人办的工厂向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农民回收旧塑料,清洗干净、粉碎,然后再出口到中国,因为那里对塑料的需求蒸蒸日上。中国国内的人将对这些回收的旧塑料进行再加工,制成油桶、管子和盒子,然后在商品上就地打上“中国制造”的字样。当地人不久以后就可能在自己所在城市的小店里发现这些东西。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近年来,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一些城市里,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他们仿冒一切,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以及软件、汽车散件或者药品。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仿冒品竟已出现了。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由于仿冒,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10%。其实,对于法国人来说,中国已经不只是报纸头版上偶然出现的大字标题,它的影响早就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法国高等商业学校(HEC)的校园里,来自人民共和国的几十位年轻人正在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技术。在马赛,某些小商人开始焦躁不安,因为他们所在的街区正迅速发展为又一个“中国城”。在巴黎奥斯曼大街的大商店里,潇洒的中国人正紧随来自亚洲另一强国日本的顾客席卷而至,拉斐特商店已经有了讲中国话的服务员。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一点孔夫子和毛泽东所使用过的语言。而在许多旅行社中,北京、上海和广东早已成为法兰西人的旅游热点。面对中国庞大的“后备军”——数亿名随时准备为每月数十美元而工作的工人,孟加拉或越南这样的小股部队实在是无足轻重。在孟加拉或越南,工资比广东这个全世界的新制造业中心还要低,按理说,他们也可能与其大国邻居过上两招。可惜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缺少他们的中国“朋友”那样的通往发达国家的便道,例如越南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而且,即使孟加拉和越南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他们还有职业上的弱点。在工业方面,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如其老大哥可靠,工作不够迅速、不够精确,他们的精英也比较缺少现代企业精神。

“对我们来说,19世纪是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复兴的世纪,21世纪将是领先的世纪。”在北京,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豪言,它反映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1820年之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它要重新占据这个地位,这样的地位才与它的人口规模相符,也是它对历史的报复。担心和高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一个事实,是本世纪的重大经济事件。它正在影响并将更大地影响我们法国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公升汽油的价格、银行提供的不动产贷款、人们的工资水平、工作机会的数量和质量,甚至每天的天气状况等。今后,没有什么可以逃出中国的阴影。圣诞树下面堆放的礼品,只是众多信号中的一个而已。“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也为后来的阿兰·佩雷菲特所引用。巨人已经起身,大地中传来的冲击波宣告着它的到来。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座七层的普通建筑。4,000名工人在那里干活,8,000只手昼夜不停地组装。杂陈的零件一一就位,在生产线的尽头,就产生了成批的鼠标。于是,旺达成了“中国制造”。参观一下那里的工厂原材料仓库,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在那里,供工厂进行“制造”的零部件还堆放在原包装里。从摩托罗拉的“芯片”,到安捷伦科技公司的光学系统,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会计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小小的“中国鼠标”的血管中流动着许多美国的血液,在顾客支付的40美元中,只有3美元流向中国。构成一只“鼠标”的各种零件主要是由美国制造的,成本约为14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去了15美元,“鼠标”的父母——它的设计者、罗技国际公司——拿走8美元,其中一部分交了市场营业税,其余的则要养活在加利福尼亚弗莱蒙厂子里干活的300名美国人。这300人所需的工资远远超过了苏州的4,000名中国工人。中国拿到的3美元还不全是支付工人工资,还要支付电费、仓储费、运输费和其他许多附加成本。“对我们来说,19世纪是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复兴的世纪,21世纪将是领先的世纪。”在北京,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豪言,它反映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1820年之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它要重新占据这个地位,这样的地位才与它的人口规模相符,也是它对历史的报复。担心和高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一个事实,是本世纪的重大经济事件。它正在影响并将更大地影响我们法国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公升汽油的价格、银行提供的不动产贷款、人们的工资水平、工作机会的数量和质量,甚至每天的天气状况等。今后,没有什么可以逃出中国的阴影。圣诞树下面堆放的礼品,只是众多信号中的一个而已。“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也为后来的阿兰·佩雷菲特所引用。巨人已经起身,大地中传来的冲击波宣告着它的到来。虚拟世界的光芒不能掩盖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老式经济”——也就是那些基础工业、大型基础设施、还有农业——它们并没有死亡。中国(明天还有印度)正使它们在全世界重现青春。世界经济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而且毫无疑问,也要在一段时间内为此付出代价。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法国,应该意识到,即使是在知识经济中,汽油仍然是昂贵的。即使在非物质经济中,物质仍然有其重要性。经济周期消亡论将要经受严峻的考验,经济冲突消亡论亦然。

面对中国庞大的“后备军”——数亿名随时准备为每月数十美元而工作的工人,孟加拉或越南这样的小股部队实在是无足轻重。在孟加拉或越南,工资比广东这个全世界的新制造业中心还要低,按理说,他们也可能与其大国邻居过上两招。可惜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缺少他们的中国“朋友”那样的通往发达国家的便道,例如越南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而且,即使孟加拉和越南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他们还有职业上的弱点。在工业方面,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如其老大哥可靠,工作不够迅速、不够精确,他们的精英也比较缺少现代企业精神。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发动机(“超级资本主义”),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高峰时刻)。因此,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在《未来的天朝大国》的剧本中,编剧解释说,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的工资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逐渐趋同,从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现在,用一个法国人的工资可雇用30至40个中国人,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差距会缩小。可是,考虑到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又没有工会的制衡,加上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人们很难相信壕沟会很快消失。中国的追赶速度将比其他地方慢很多——日本用了30至40年,而中国将用50至100年!中国将长期保持自己在传统工业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它已经在最先进的产业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进军,它也将在这些领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给发达国家带来无尽的麻烦。澳门心葡京娱乐场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逐渐公开放弃毛泽东时代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雄心,就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了。从前,中国依靠充足的劳动力,自行供给了所需食物的95%。今天,人们的目标是要通过本国的生产满足其需要的90%。事实上,在世界食品经济中,中国的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它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做交易——买进自己不出产的物品;卖出本国的“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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